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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对抗日军经济侵略_军事历史_好文学网www.4155.vi

浏览次数:124 时间:2020-01-04

东北抗日义勇军发行的纸币

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,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……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唱的就是早抗日的义勇军。然而,由于种种原因,见证那段历史的人和物十分稀少。

“‘九一八’事变点燃了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烽火,东北100余个县各阶层、东北军、公安部队爱国官兵组成东北抗日义勇军,奋起抗战。这些罕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纸币,就见证了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。”

昨天,收藏家、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主任俞建国,向本报记者展示了他20多年来奔走国内外收藏到的100多枚珍贵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纸币及相关资料,独家披露了黑土地上那场腥风血雨的货币战争的前前后后,以及纸币收藏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,“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,抗日义勇军留下的实物十分稀少,这些纸币很珍贵。”

发行货币解决部队给养需要

据史料记载,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区,地处偏僻的山区,交通不便,经济不发达。爱国人士组织的抗日救国会,在东北军张学良的支持下,曾在平津地区发行爱国奖券10万元,接济义勇军,但只是杯水车薪,不能根本解决部队的给养和抗区货币流通的需要。于是,一些义勇军部队分别发行了流通于各自抗区内的货币,这些货币统称“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”。

依兰镇守使、东北军24旅旅长李杜中将,向所辖松花江下游的富锦、桦川、依兰、同江等十余县通电抗日,誓死守土。同时召开了下江13县县政长官和商会联合会议,决定发行金融救济券。俞建国告诉记者,市场上曾出现富锦、桦川、同江等县10元面额的金融救济券,货币学界一直认为,这些纸币性质不详,也未找到直接史料证明。

“现在藏界认为,桦川、富锦、同江县金融救济券属抗日纸币,但这些纸币早就绝迹,难以收集到。”俞建国说,一开始并没有太大兴趣,当纸币图案被传真到上海后,俞建国惊奇地发现,其中桦川县金融救济券1元券图案,与李杜将军发行的依兰金融救济券1元券图案完全一样,两种券上的“监理官印”又为同一枚印模。足可以证明桦川县金融救济券系李杜发行。同理,桦川券10元券与富锦县金融救济券的10元券图案也一样,也应是李杜发行的。由此,俞建国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批纸币。他将收集到的遗留的“李杜强行推行桦川金融救济券发行”的日伪资料,对比研究“桦川县金融救济券”,发现纸币编号大小相差很大,品相相差也很大。

俞建国经过查找资料,证明桦川小号券是1932年2月李杜在当时桦川镇发行的,大号券则是在佳木斯镇发行的。

对抗日军查封银行抢劫财物

“日军为控制东北金融,派关东军查封了奉天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以及其他银行,并抢劫了银行的全部财物,意图控制东北军军费供应,建立日伪单一货币体制,统治东三省。”俞建国说,1932年6月27日,在日军控制下的伪满政府发布《关于旧币清理办法》,对于中国商业银行发行的货币,从1932年7月1日起限期清理,强行收兑。1932年7月5日又公布《关于私贴及其类似纸币的证券管理办法》,强制抗日义勇军货币及地方货币自行销毁,禁示流通。据记载,日军控制横滨正金银行等,大肆发行伪满币。日本的银行以2.4亿元资金,发行了345亿元货币,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。“为解决东北金融严重滞止,抵制日军滥发货币,筹措给养,帮助农耕。各抗日义勇军在其军事控制地区,坚持发行货币。”

俞建国拿出他15年前收藏到的“岫岩县金融流通会券”,介绍了其发行过程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原岫岩县公安局局长刘景文,经过秘密筹备,扩编10个警察大队,约4000人,于1932年4月,举起抗日旗帜,改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56路军,任司令员。部队后来发展到1.2万人,是辽南抗日主要力量。为筹集抗日基金,以地捐、茧捐作保证,通过农会会长王瑞亭、商会会长王凤武,发行岫岩县金融流通会券。1933年11月,在庄河夹皮沟战事失利后,岫岩县金融流通会券停止流通。过去几乎没人看到过该纸币。《东北革命和抗日根据地货币研究》一书也如此记载:“未见实物,具体券名待考证,本书暂冠岫岩县地方流通券”。

俞建国手中的另一张已泛黄又不同于一般样式的直式纸币上,加盖各种名章9枚。他解释道,1933年2月,吉林自卫军九大队高玉山在虎林组织抗日武装“东北国民救国军”,任总司令。5月25日,率3000人攻占饶河县城,并攻克抚远,虎饶抚三县全被收复,高玉山与饶河县商会协商,以各方土地作抵押,发行虎饶抚金融救济券,“就是这张虎饶抚流通救济券哈大洋1元券,目前没有发现第二张。”

辽宁抗区发行货币种类多

辽宁是东北军军政中心,是早遭受日军侵犯的地区,也是中国军民早反击日军的地区。辽宁以东北军的王以哲第7旅,张廷枢第12旅,常经武第20旅,黄显声骑兵总队为主力奋起抗日。辽南李纯华、辽东唐聚五、辽北高文彬、辽西黄显声分别组成义勇军。辽东地区原东北军团长唐聚五联系辽东十四县军警抗日,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,同时成立辽宁民众银行,发行货币。俞建国收藏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货币中,要数辽宁民众自卫军发行货币种类多,由辽宁民众银行发行的军用流通债券8种,辽宁民众银行货币5种,在秘密准备起事前,唐聚五委托地方商会发行的货币8种。辽宁民众银行5角券由抚松县农会会费存据加盖流通券,现已知该券存世3枚,均由俞建国收藏。“在辽宁民众银行发行的货币大部分背面,印有‘辽宁救国会壁’,用诸葛亮的出师表,作为收回失地的宣言。辽宁民众自卫军发行货币数量大,与其下辖10万人马规模相印证。”

唐聚五被张学良任命为中将,辽宁省政府主席,积极发行货币。俞建国在境外收集到的一本由日本关东军特高科具名的《东边道流通私帖见本》上,加盖了特高科科长谷城的私章。东边道即四平市以南的辽东地区,见本详细记载了唐聚五发行该货币的资料,标注唐聚五为“反满抗日军首”,1932年发行辽宁民众救国会军用流通债券。该货币被作为关东军调查和收销的货币。

关东军收销了大量地方货币

俞建国告诉记者,有个奇特的现象,这批货币上几乎都被盖上了注销的印章,且很少见遗存物。《东边道流通私帖见本》的记载,解开了这个谜团,证明满洲中央银行由日本关东军特高科控制。特高科负责调查发行金融救济流通券数量及票样,并予以收销。日本关东军为统一其货币发行,断绝该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转战经济来源,对地方政府和商会发行货币进行了调查和收销。如调查海龙县财务局和与县商会发行临时金融流通券10万元,用于发放警学薪饷。县商会与朝阳镇商会发行流通券24万元,1932年7月29日至10月25日,收回69400元。1933年3月11日至7月29日收回95800元,至1934年4月至5月强行收销残留流通券,并记载已盖戳作废。

“辽宁民众自卫军及余部抗日义勇军19路王凤阁部转战恒仁、通化、柳河、辉南、海龙、金川、东丰、清原等县,坚持与日伪军交战,攻克和占领这些地区,但却无法使用地方货币用于义勇军供给,只能由当地百姓供给粮食。都是日本关东军控制这个地区金融,收销地方货币造成的。”俞建国指出,根据《东边道流通私帖见本》的记载,日本关东军当时收销了大量的地方货币,“这足以证明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罪恶目的及事实。”

收藏义勇军货币有何现实意义?

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货币和资料为什么极其稀少?收藏其货币有何现实意义?记者昨天采访了上海银行博物馆原馆长王允庭。

王允庭说,由于当时战争环境十分恶劣,在日本关东军重兵围剿之下,不少抗日义勇军将士被围困在深山老岭,在冰天雪地被冻死、饿死,很难留下实物,留下来的也大都被日军获得后销毁。加之历史原因,义勇军货币等相关史料已基本不复存在。

“哈尔滨商业大学曲振涛等4位教授编着并出版的《东北革命和抗日根据地货币研究》中提到,已知的抗日义勇军纸币有19种。该书介绍的由李杜发行的《依兰金融救济券》、马占山发行的《黑龙江官银号》等纸币原件,目前均由俞建国收藏。”

王允庭认为,这些珍贵的抗日义勇军纸币实物,充分见证了当年义勇军抗日惨烈的壮举,对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,也很有意义。“义勇军抗日历史研究得还很不够,俞建国收藏的这批纸币大部分是孤品或仅见品,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证据,通过研究货币可以研究抗日历史,并研究得更深刻、透彻和全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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