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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他来自天石猴仙山

浏览次数:83 时间:2019-10-07

庞士伟来自天龙山。天龙山位于湖北省。准确地说位于湖北省红安县与麻城县之间。它一座界山。山的东面属麻城县,西面属红安县。界山不高,却很细长,由北向南,形成一条小山脉。弯弯曲曲,酷似一条天龙,因此被叫做天龙山。天龙山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所有山脉中形状最象龙的一座山。主要象在爪子上。其他以“龙”命名的山虽然形态都有几分象龙,但那些“龙”都没有爪子,所以严格上来说它们都不能算龙,而只能算“虫”。 惟有红安和麻城之间的天龙山,清清楚楚地长了四个爪子,所以最有资格称其为“龙”,而不是“虫”。其实,说“清清楚楚长出四个爪子”多少有些夸张。实事求是地说,也只有西面红安这边的一个爪子非常清楚非常逼真,而另外三个爪子只有形状没有造型,远看是龙的爪子,近看就是一个小山包而已。所谓的通灵人庞士伟就出生在天龙山下龙掌村。不用说,“龙掌”就是天龙山西面那个最象最逼真的“爪子”。 据老辈讲,龙掌村的人本来是姓龙的,但龙姓已经被山那边龙须庄的人占了,于是龙掌村的人只好退而求其次,姓“庞”,并且硬说庞是龙字上面加个广,把龙罩在里面,所以比龙还大。算是自我安慰吧。由于天龙山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并不规则,所以这座所谓的界山作为界线并不十分明确,历史上,天龙山两边为争地盘抢风水,你争我夺械斗死人的事情并不少见。直到民国二十九年,也就是公元1938年,日本鬼子包抄武汉,偷袭马关成功之后,在麻城和红安一带与中国军队反复争夺,来回拉锯,见人就杀,小鬼子打到麻城,天龙山东面的老百姓跑反躲到西面,小鬼子打到红安,天龙山西面的老百姓又跑反躲到了东面,两面的老百姓原本积怨很深,但是,在强大的外敌面前,为了保住性命,必须达成默契,暂时不记前嫌,相互接纳相互包容,一致对外。 谁知由此衍生出许多爱情来。因为按照传统,同姓不成婚,所以,东、西两边一旦积怨化解,龙、庞两姓立刻广泛通婚,惜日的仇人转眼成了亲戚,走动更加频繁,通过亲戚关系相互到对方领地上定居的也不在少数。 到如今,东面的龙须庄既有姓龙的也有姓庞的,西面的龙掌村也不例外,既有姓庞的也有姓龙的,已经分不出彼此了。庞士伟就是这种通婚的产物。他父亲庞进贤姓庞,母亲庞氏姓龙,他随父姓,姓庞。庞士伟这辈子最值得炫耀的事情不是姓庞或是姓龙,也不是爷爷曾经参加过黄麻起义,算是革命后代,而是他娶了段诗芬。这倒不是因为段诗芬在龙掌村最漂亮,而是因为她的身份最特殊。事实上,段诗芬不是龙掌村人。龙掌村也没有姓段的。她甚至都不能算农村人。最多,也只能算半个农村人。段诗芬母亲虽然姓龙,是本地人,但她父亲段哲武却是外乡人。 具体地说,段哲武是部队转业干部。小干部。在本地排灌站当副站长。但再小的干部也是干部。排灌站虽然落户天龙乡,但并不属于天龙乡管,而是直接属于县水利局管,所以,段诗芬的父亲属公家人,是吃国家商品粮的。这就延伸出两个结果。第一,段诗芬肯定比一般的农村女孩漂亮,根源是遗传,她母亲比一般农村妇女漂亮,如果段诗芬的母亲不比一般农村妇女漂亮,那么他父亲作为一个公家人是不会娶她母亲的。第二,段诗芬家的经济条件比一般农村人好。具体表现就是段诗芬的皮肤比一般同学白,衣服比一般同学洋气。特别是下雨天,这其中的差别最明显。一旦下雨,庞士伟他们只能穿蓑衣踏木屐,把自己搞得象鬼,起码搞得象地里驱赶乌鸦麻雀的草人,而段诗芬则能穿雨衣套胶皮靴,把自己打扮得象仙女,起码象电影里面的演员。于是,段诗芬在他们乡村中学就很出众,就成了全校女生的楷模,全校男生的偶像。庞士伟自然不会例外。整个中学的六年恰好是青春躁动的六年。说实话,庞士伟没有一天不想段诗芬。当然,是那种“干”想。也就是白天白想,晚上瞎想。 不过,庞士伟并没有因为这种日日重复的白想和瞎想而耽误学习。相反,还成了学习的动力。初一的时候,庞士伟小,想得飘渺,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段诗芬能注意到他。为此,庞士伟尝试了各种办法。比如故意大声说话,比如莫名其妙地突然快跑,比如故意捣乱,甚至还故意与高年级同学打架,打得头破血流也不在乎,在乎的是有没有引起段诗芬注意。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初二。一上初二,庞士伟忽然开窍不少,发现以前的那种做法相当愚蠢,要想真正引起段诗芬的注意,并进一步引起她的好感和佩服,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成绩好。不是一般的好,而是特别好,好到全年级第一。 只有学习成绩全年级第一,才能引起段诗芬的特别注意,并有可能获得段诗芬的好感和佩服。因为在庞士伟之前,段诗芬的成绩就是全年级第一。 认识提高之后,庞士伟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,真正做到了头悬梁股锥刺,上厕所都在背三角公式,学习成绩直线上升。等到期中考试的时候,庞士伟的数学成绩99,与段诗芬只差一分。试卷张榜出来,却又引起轰动。因为庞士伟扣的一分是把“角ABC”写成了“角B”,严格地讲这确实是个错误,确实应该扣一分,但是,同样的错误也出现在段诗芬的考卷上,却没有被扣分,于是,吃不到葡萄的男同学们化爱慕为义愤,纷纷谴责老师偏心,恰好这个偏心的老师是男性,与男同学同性相斥,义愤夹杂着情感,又加上将心比心的联想,更加群情激奋,最后惊动了校长。校长跑到墙报面前一看,二话没说,掏出钢笔就把庞士伟的99分划掉,该成100分,并把那个教数学的男师叫到校长办公室,很很批评一顿,才让男生们泄了愤。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,庞士伟的成绩在全年级保持第一。 当然,有时候也并列第一。那个与他并列的人就是段诗芬。到了高中阶段,国家恢复高考,庞士伟的努力学习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引起段诗芬的注意,而是为了高考。庞士伟已经想清楚了,只有通过高考,使自己也成为段诗芬父亲那样的公家人,他和段诗芬才有可能。所以,从高二开始,庞士伟就更加刻苦地学习,并且学习目的十分明确,就是通过高考改变身份,重塑命运。说来也怪,当庞士伟学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吸引段诗芬注意之后,段诗芬反而开始真正注意庞士伟了。那段时间,段诗芬和庞士伟正好颠倒过来。 庞士伟不一天到晚想段诗芬了,段诗芬却一天到晚想庞士伟。并且她不是“干”想,而是有所行动。今天特意为庞士伟穿一件父亲从武汉带回来的新衣裳,明天悄悄地往庞士伟书包里塞一只红苹果。最能表现段诗芬对庞士伟心意的,是她为庞士伟打了一双手套。毛线手套。左手的五个手指头全部在手套里面,右手的五个手指头后半截在手套里面,前半截在手套外面,这样,庞士伟即使是在做作业,也不耽误带段诗芬的手套。这种状况的结果是段诗芬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成绩明显下降。而庞士伟虽然继续保持全年级第一,但由于缺少了强有力的竞争对手,好比一个人在跑马拉松,虽然肯定是第一,但这个第一的成绩并不理想,起码放在全国高考这个水平上是不理想的。 结果,庞士伟并没有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,段诗芬自然更不用说。庞士伟并不承认是段诗芬的过分关注耽误了他的高考。他强调是整个学校教学水平太差而导致他通过不了高考。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他的论断。因为在庞士伟之后这么多年里,一直到现在,盘龙中学没有一个学生考上大学本科、专科甚至是中专分数线。因此,庞士伟认为段诗芬没有耽误他高考的说发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。不仅如此,庞士伟还十分感谢那段时光。那段时光虽然没有让庞士伟改变身份跳出农门,却奠定了他和段诗芬的感情基础,并且最终让段诗芬成了他的老婆。而庞士伟刻苦学习的最初动机,不就是想赢得段诗芬的芳心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庞士伟已经成功了。我们今天说起来简单,其实这件事情在当初并不简单。主要是段诗芬的父亲段哲武坚决反对。 反对的理由竟然是说庞士伟害了他女儿,说如果不是庞士伟的勾引,他女儿就不会分心,而只要段诗芬如果不分心,考上大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段诗芬铁了心,不听父亲的,继续与庞士伟来往。父亲扬言要打断女儿的腿。女儿说打断腿也要嫁给庞士伟。父亲扬言要断绝父女关系,女儿说断绝父女关系也要嫁给庞士伟。最后,还是母亲理解女儿的心,从中调解,并在段哲武面前谎称女儿有女儿的难处。生米做成熟饭了,段哲武才勉强默认。虽然默认,但父亲并没有出席女儿的婚礼。 找个理由去武汉出差了。结婚当日,送走客人,段诗芬要庞士伟发誓,今生今世一定要出人头地,混出个人样来。庞士伟发誓,不吃馒头争口气,累死累活也要混出个人样来。段诗芬说错了,不是累死累活,而是要多动脑筋。庞士伟说是,多动脑筋。可是,在农村,尤其是当时条件下他们地方的那个农村,光动脑筋是不能出人头地的。这时候他们出人头地的标准已经非常明确,就是赚钱。有钱了就自然出人头地,没钱就没有出人头地。但赚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特别是在红安,不靠铁路也不靠水陆,交通不方便,山多,但山下面没有埋矿石,地少,而且地里尽是石头,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平整的土地,一挖,竟然还是红的,一看就没有肥力,种下的庄稼先天不足,营养不良,所以,红安自古就穷,当年这里之所以能诞生一百多名共和国将军,贫穷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之一。事实上,庞士伟的爷爷就是当年参加黄麻起义的勇士之一,还被派往莫斯科学习过,但是运气不好,从苏联回来后成了张国涛的部下,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到达陕北后,立刻就跟随部队往西走,最后被马家军的大刀砍了。 早年父亲非常不服气,常常把“老头子要是还活着”这样的话挂在嘴边,但是口号喊了几十年,除了改革开放初期得到一件旧军大衣之外,并没有喊出更多的实惠来。庞士伟比父亲庞进贤实际,知道喊得再多也没用,当年的国民党反动派从台湾回来探亲,县长亲自陪着,比接待过去从北京回来的老将军还殷勤,这时候再说“我爷爷要是不死”有什么用? 庞士伟认定关键要自强,有钱了,不需要扛爷爷的牌子,不仅自己在岳父面前硬气,就是娃崽,在学校里老师都客气些,于是,庞士伟暗下决心,一定要赚钱,赚很多很多的钱,自己盖楼房,为村里修水泥路,再给学校赞助几台电风扇,让娃崽在学校当班长,不仅让老婆在娘家有脸面,还可以把自己祖上的面子都争回来。庞士伟首先发动全家人上山扒松针。他们这里靠山,天龙山上虽然没有矿石,但是却有马尾松。马尾松的叶子不像叶子,像针,所以他们就叫它松针。松针长在树上是青的,掉到地上是紫色,像干枯的树皮,别的用没有,扒到一起当麦秸烧火做饭还可以。庞士伟发动全家上山扒松针的目的就是拿到家里当麦秸烧,然后用省下的麦秸打成草帘子,挑到窑厂上卖,卖给窑厂盖砖坯。砖坯必须用草帘子盖着阴干,否则就会晒干裂,成为废品。 所以,窑厂收购麦秸帘子。这样,庞士伟就间接地把松针变成了钱。自家麦秸用完了,又拿从山上扒来的松针跟邻居换麦秸,再把换来的麦秸打成帘子,再挑着麦秸帘子卖给窑厂盖砖坯。其实草帘子根本值不了几个钱,但是这活凭的是力气,除了出点力气,没有其他成本,积少成多,到年底,再把家里唯一的一头耕牛卖了,两项进账合起来好歹买成了一辆手扶拖拉机。当时庞士伟卖牛的时候,全家反对,说牛是全家的命根子,庄稼人,少了牛怎么耕田耙地? 不仅家里人反对,就是邻居也看不惯,背后悄悄地议论庞士伟不务正业,像个败家子,庄稼人,不到万不得已谁家卖耕牛?在他们那里,耕牛是家庭成员,而且是重要的家庭成员,冬天没有青草的时候,宁可人饿肚子,也要把省下的黄豆用水泡发起来,裹在干麦秸里喂给牛吃。所以,当初庞士伟卖耕牛买拖拉机的时候,除了他老婆段诗芬之外,几乎全村人都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。 后来据村里一些喜欢分析的人士判断,买手扶拖拉机本来就是段诗芬的主意,庞士伟表面上硬,暗地里怕老婆怕得要死,他的坚决态度只不过是执行婆娘的意思罢了。但不管是谁的意思,后来的发展证明,庞士伟卖耕牛买手扶拖拉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。庞士伟把手扶拖拉机开回村里的时候,是冬天,还没有赶上春耕,他就开着手扶拖拉机帮窑厂拉砖运瓦。 那时候砖瓦便宜,拉砖运瓦自然也赚了多少钱,但拖拉机拉得多,一趟顶平板车四趟,而且跑得快,况且这家伙傻,没有思想,不知道累,可以来回不停地跑,一天下来,一台拖拉机挣的运输费比十架平板车多。 春节前后,窑厂歇工了,庄户人家也忙着过年,走亲访友操办喜事,但庞士伟却没有歇,他的拖拉机更没有歇。庞士伟让老婆段诗芬把手扶拖拉机洗干净,他自己动手用木工活安装一个松木架子,再让老婆用装化肥编织袋缝制成一个临时顶棚,罩在木架子上,车厢两边则用麦秸编织的草蒲垫子铺成座位,干起了拉脚的生意。从村里到乡里,七八里地,要是靠两条腿走,来回就是一上午,还走得筋疲力尽肚子乱叫眼睛发花,花五毛钱,坐上庞士伟的小手扶,一路嘟嘟嘟,一刻钟就到。 从腊月二十二到正月十五,庞士伟的小手扶一天也没有歇过,天天客满。正月初二和正月十五,还应乡亲们的强烈要求,专门加开直达县城的“专拖”,一人两块钱,为抢位置差点引起两个小伙子打架。那一年过春节,村里家家往外花钱,只有庞士伟和老婆段诗芬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数钱。一毛两毛,五块十块,数得两个人心潮彭拜,激情沸腾,春意盎然,连夫妻生活的质量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。开春之后,庞士伟家虽然没有耕牛,但是把手扶拖拉机的拖斗卸掉,换上耕具,耕起田来比牛好使。 主要是拖拉机没有思维,连畜生的思维都没有,因此好统治,比牛还好统治。手扶拖拉机听话,不需要人做它的思想工作,甚至连欺骗式的思想工作都不需要做,也不需要用鞭子打,一天到晚自觉地忙个不停也不嫌累。晚上歇机了,往院子里一丢,还不用人伺候。庞士伟家里人服气了,邻居服气了,全村人都服气了。不用说,庞士伟赚到了第一桶金,成了当时全村最富的人。还一度把生意做到汉口和郑州。 庞士伟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计划。庞士伟首先为自己家盖起了全村惟一的楼房。上梁那天,全村人都来帮忙。当然,帮忙是象征性的,不但看热闹,中午还能混一大碗大白菜烧肉的盖浇饭。菜是老婆段诗芬烧的,有城里饭馆的味道,起码看上去象。主要诀窍是加了酱油味精和芡粉,芡粉的作用是使菜看上去油汪汪的,不象农家菜,象县城馆子里面的菜了。由于菜好,所以来的人多,声势大,事情惊动了乡里。乡长和书记一商量,决定把他树立为带头致富的好典型,号召全乡老百姓向庞士伟学习,新闻稿发到了鄂东日报上,庞士伟还被请到县里做报告。第二件事情是他一下子为儿子的学校捐献了10电风扇。不仅给四个教室每间安装了两台,连老师的办公室也都装了两个吊扇。这下,儿子长进了,立刻了当班长。老师对待庞士伟儿子比对村长的儿子还宽容。庞士伟的第三个计划是为村里修一条水泥路。 从村里一直修到乡里。条件都已经谈好了。他出钱买水泥,村里出人工。石头不用买,直接从山上拣,捡完了就去挖,全村每家每户按人头出工出石头。等到石头已经收集得差不多了,眼看着就要动工了,乡里头突然来干预。说眼下乡里都没有通水泥路,你们村就把水泥路通到乡政府,是钱多了烧得难受呢还是要向乡里示威呢?乡长这话不是对庞士伟说的,而是对村长说的。村长平时对老百姓嗓门大,可一见到乡领导,嗓子就象参加红白喜事的时候吃鱼吃卡了刺一样,张着嘴巴,却说不出话,勉强说出来的话,不是哑音就是磕巴。 最后,还是乡长说话。乡长说:要修水泥路可以,干脆你们把乡里街面上的水泥路一起修上。村长回来找庞士伟商量。庞士伟一开始态度硬,不答应,说凭什么我要帮乡里修街道?为村里修路,大家乡里乡亲的沾亲带故,肥水没流外人田,还图个人缘,再说自己家进出也方便,为乡里修街道,知道的是给他们压的,不修不行,不知道的,还以为我拍马屁呢。“不行,”庞士伟说,“我们庞家自古就没有出过拍马屁的。”乡长苦着脸,说:“你姓庞,我也姓庞,一笔写不出两个庞。 论辈分,我还喊你叔。叔,你想想,如果不听乡长的,我这个村长就当不成了。我们姓庞的不当村长,肯定要姓龙的当。我自己当不当这个村长无所谓,可我们姓庞的就都要受窝囊气了。”村长当时是上门求庞士伟的,所以这话是在庞士伟家里说的。因此,当时庞士伟的老父亲庞进贤和他老婆段诗芬也在场。老父亲老了,现在已经不怎么说话了,但是,那天听村长说到这里,立刻拿眼睛瞪着儿子。老婆段诗芬懂规矩,关起房门和庞士伟两个人在屋里的时候,主意一点也不比庞士伟少,开了房门在堂屋里,当着村长和公公的面,低眉顺眼,不随便插话,但她母亲姓龙,这事情村长不清楚,庞士伟清楚。 庞士伟将心比心,知道村长这话段诗芬听起来肯定不舒服,所以他不想接这个话题。“那好吧,”庞士伟说,“可是话要讲清楚,我只出水泥,别的一概不管。”“那是自然,那是自然。”村长拿出对待乡长的态度对待庞士伟,一边说着,一边把头点得像鸡啄米。村长以为只要庞士伟同意,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,他没想到,村民们不答应。龙掌村的村民当年连日本鬼子都不怕,还怕如今的乡长吗?所以,他们不但不答应,还有人放出难听话,说你庞士伟要是钱多了烧得难受,干脆你自己包工包料,也不要为村里修路了,先拍乡里的马屁,把乡里的街面修好,再把从乡里到县里的水泥路也修好,修好了你就调到乡里上班了,当乡长了。这样的话庞士伟怎么受得了?不仅庞士伟受不了,连他老婆段诗芬听了也受不了,关起房门之后对庞士伟说,做好事也要后个分寸,如果不掌握分寸,好事情也成了坏事情。庞士伟一想,也是,最后,修路的事情当然就这么拉倒了。 除了落得一声骂之外,没有落下任何好处。这件事情对庞士伟打击很大,同时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乡村的落后。不仅是经济上落后,而且思想上落后。不仅是群众思想落后,干部思想也落后。他虽然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,但没能力改变村民的思想,更没能力去改变干部的思想。庞士伟有些灰心意冷,感觉在这样的环境中,自己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。况且,自从他致富之后,村里很多人效仿,不少人家响应乡政府的号召,向他学习,而且是真学,比学雷峰认真,一时间,竟然很多人家把自家唯一的耕牛卖了,全部买回来手扶拖拉机,但无论是村里还是乡里,手扶拖拉机能派上用场的活就那么多,手扶拖拉机多了,庞士伟的活就少了。庞士伟不愿意跟他们搞恶性竞争。 于是,和老婆段诗芬商量,到更广阔的大市场里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。老婆本来就是半个城里人,而且真正嫁给庞士伟之后,才深切地体味到作为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差别,以及作为半个城里人和真正农村认得差别,所以,她的最大愿望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,现在庞士伟打算走出山村到城市发展,虽然走出的只是身体,并没有改变作为农村人的身份,但也比完全窝在山村好,当然是绝对支持。于是,庞士伟在那一年的春天走出了山村,走出了红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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