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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县长来信

浏览次数:153 时间:2019-11-24

1984年,对我来说是命运转机的一年,先是收到县长的来信,不久又接到了白城地区通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在一个远离县城、封闭落后的小屯,这两封信,在村子里的震撼力不言而喻,至少让沉郁太久的父母亲长长舒了一口气,笑容春风一样拂在脸上。

我住的大段屯,位于科尔沁草原东侧四个县的交界处,人称“四不靠”。邮一封信,你等邮递员来,大约得一周;你自己跑镇子上邮,往返50余里,还得蹚过一条百余米宽的大段河。没有自行车,如果你早起步行,邮一封信要到日落才能归来。

那时,我当民办教师已经4年,除了教十几个学生,业余时间几乎没有什么娱乐,和祖祖辈辈的农民一样过着日出而耕、日落而息的生活。我17岁考上民办教师,从那时开始,我受父亲影响,开始读书写作,心一直向往西河对岸的远方。学生放学了,寂静的校园,只有我独自坐在简陋的教室木凳上复习功课、读书写作,迎接师范学校的招生考试,常常是日落校园后的庄稼地里没了光亮才回家。三天两头,就把一封封装满稿件的信封交给邮递员,然后就是盼邮递员的车铃声,盼编辑的来信,盼报社的样报,盼广播新闻的播出,盼阅读过时的一沓沓“新报刊”。那时,我心中的天使就是邮递员,他的车铃声就是我心中最美的乐曲。村子里有麻雀的歌声、喜鹊的歌声、还有老鸹的歌声。当然,夏季还有蝈蝈、蛐蛐、杀杀虫、青蛙的歌声,而我最爱听的是忽然在教室门口响起的那一串清脆的车铃声。绿色的自行车、绿色的套装、绿色的邮包,还有递给我的散发油墨清香的报纸,一直使我迷恋。那时乡下邮递员隔几年就换新人,对我来说颇为失落,和他们相处久了,情感深了,一个个邮递员都成了我的知心朋友。那时苦闷、烦躁的青春,仿佛只有这绿衣天使才会送来希望和梦想。

1984年前后,在报上看到,吉林省不少地方办起了乡村文化室,室内备有报刊、科技资料、文学图书等。我所教书的大段屯偏远落后,农民科技种田意识特别差,文化娱乐活动几乎没有。人一没事干,搞迷信活动的、偷鸡摸狗的就多了。看到这些,我就想给农民办一个图书室,提高农民的思想意识、政策水平和科技知识。大队书记是个大老粗,我曾去找他,他喝得醉醺醺的,东倒西歪,嚷嚷道:“什么文化室,你说能顶饭吃吗?能顶酒喝吗?”我没法说服他,反倒像被羞辱一样跑回家。想想还是不死心,一激动,就贪黑给当时的通榆县县长白广才写了一封信,把我想办农民文化室的想法滔滔不绝说给他。恰好第二天邮递员就来了,把信交给他,连同几篇寄给报社的稿件也交给了他。我父亲好舞文弄墨,支持我给县长写信,同意我给农民办个文化室,他还愿意当义务管理员。我母亲说:“你给县长写信,县长那么大的官,日理万机的,哪有工夫搭理你‘小嘎牙子’,消停点好好教书吧!”不管怎么说,信也邮出去了,骑瞎马过河,凭命由天吧。

这一天中午,父母亲铲地回来,正准备吃午饭,一阵悦耳的车铃声飘进院子,弄得院里鸡飞鹅叫,枣红马也抬起头咴咴打几个响鼻。最亲热的还是大黄狗,它跟着邮递员的自行车一边扫尾巴,一边亲昵地在邮递员身上立高高。年轻的邮递员李仁彪,也不理车前身后的大黄狗,举起手里的信亮开嗓门儿:“大哥,县政府来信了,是不是调你去政府上班啊!”一听说县政府来信,我和父母亲都惊讶地迎出门外,我接过这封牛皮纸信封,下面一行印刷体红字先映入眼帘:通榆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。我迫不及待拆开信封,手有些抖,里面有两页纸,草书钢笔大字,龙飞凤舞,原来是县长白广才的亲笔回信。这草书,的确不大好辨认,连我父亲这个号称村里的老学究,也有好几个字硬是没念出来。我就拿信去找村里的老教师沈焕章,在他的帮助下,终于读了下来:

丁利同志:你好,来信收悉,作为一名农村青年,看到农村缺少文化科技和精神食粮,想办一个文化室,这个想法非常好,我支持你。你可拿这封信,找八面乡党委书记张余,有什么困难,当地党委、政府也会帮助你解决。期待你的农民文化室早日办成,期待你在新闻写作和教学上都取得好成绩。

白广才

一九八四年六月十日

收到这封县长的来信,我们全家都非常激动。父亲乐颠颠地给邮递员小李沏茶倒水;母亲扎起围裙,到厨房给小李炒了一盘鸡蛋,我和父亲陪小李喝了几盅“草原白酒”。不胜酒量的我,脸喝得红扑扑的,走在外面,凉风一吹,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。那天晚上,煤油灯下,父亲一边听广播,一边仔细翻阅这封县长的来信,那个背影烙在我的记忆里。

大概一周过去了。那天下午我正在学校上课,弟弟跑来告诉我,说乡文化站站长任育田带一个县政府的人来家找我。我匆匆跑回老屋,任育田起身给我介绍,那位中等个、黑脸堂的人是县文化局的干部,叫李士权。原来是这样,关于我要办农民文化室一事,县长白广才不仅给我写了回信,还把我的信批复给文化局,让他们深入我居住的村庄,走访调研,帮助具体落实。李士权人非常温和,一说一笑,把我的想法和具体困难都一一记在小本上。那天晚上,母亲炒了两个菜,一盘土豆丝,一盘煎鸡蛋,还是我和父亲陪同县乡两位文化干部,喝了几杯“草原白酒”。他们走的时候,夕阳染红了一段河水,他俩骑自行车走在西大坝上,倒影在河水里晃动。有几只大鸟被他俩的说笑声惊飞,飞向紫红的天边。在坝头我久久遥望,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了满脸……

拿着县长的信,我找到乡党委书记张余,我和他汇报了办文化室的想法和困难,缺资金、缺场所、缺图书、缺桌椅板凳等设备……张余眼睛不大,却带有灵气,一张宽厚、富态的脸庞,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有气度有胸怀的人。他让秘书给我倒了杯水,热情地接待我,并让我拿县长这封信找村领导,他亲自催促落实。从乡里回来,我硬着头皮直接去了村书记家,他又喝多了,光着脚丫,头冲炕里躺着,当我说明来意,递上县长的信想让他看看,他摆摆手嘟嘟囔囔说:“我不认识字。”不一会儿歪头打起了呼噜。我拿着县长的信悻悻走出他家门,心想,真是大官好见,小鬼难搪……

就在我为办文化室的事奔波时,又一封来信,叫停了我办文化室的这个设想。这封信,是白城地区通榆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。父亲说:“白县长那么重视咱开办农民文化室,你上学这一走,办不成了,得给县长回封信啊!”我母亲说:“你去城里读书,离县长近了,就去当面说声谢,开不成,咱也得感激县长呢! ”

到通榆县城读书,我几次路过县政府门前,想去看看县长长啥模样,都没鼓足勇气。心想,母亲说得对,县长那么忙,哪有时间接见我这小人物。出于礼貌,回到宿舍,我给他写了一封信。万没想到,一周后我又接到了县政府的回信,还是白广才县长的亲笔信,一页纸上,龙飞凤舞的几行字,我和几个同学斟酌了好几遍,才顺下来:

丁利同志:你好!祝贺你考入通榆师范学校,希望珍惜学习机会,用优异的成绩回报生养你的父老乡亲。写作一定要坚持,期待你在新的生活学习环境中,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祝进步!

白广才

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日

这天夜里,我头枕县长的信,躺在宿舍的木床上,久久不能入睡。心想,我必须好好学,多多写,不辜负白县长的殷殷期望。

在校两年,我不断用县长的信给自己鼓劲加油。有耕耘就有收获。这期间,我的新闻和文学作品不断见诸报端或在广播电视台播出,《节粮王》还被中央台和《经济日报》录用,《沈家的杀猪节》被评为《吉林日报》首届好新闻奖,我一下成了小有名气的作者了。毕业不久,我被通榆广播电视台破格调去,实现了一个乡下娃的记者梦。这时,我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没有谋面的县长白广才。我曾鼓足勇气去看他,到政府门卫一打听才知,白广才县长已经调到白城地委工作了。

在通榆广播电视台我从记者干起到部主任、副台长,一干就是十几年。当我采写的新闻《朱镕基总理牵挂灾区教育》在全国获奖时,当我的散文专著《远去的村庄》荣获省委省政府长白山文艺奖时,当我被评为“吉林省十佳新闻工作者”时,当我走进北京鲁迅文学院时,我都情不自禁想起白广才县长和他的那两封信。2007年6月,也是老县长给我第一次回信的季节,我调入白城市文联工作。此时,我又想起当年给我写信的白广才县长,都说他在地委统战部工作,我一打听,才知老县长已经作古,遗憾,痛惜,我再没有对他当面说声“谢谢”的机会了!

白城文联办公室坐落在万福麟百年故居,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回廊院落。当晚我住在这里,观景,没心绪;看书,读不下;躺下,睡不着,翻出包里的两封珍藏了二十几年的县长来信,一字一句再品读,读出文字背后令人敬仰的人品,在他那儿,老百姓的事真的没小事啊!

从农村到城市,从教师到作家,几经辗转,十余次搬迁,不少信件都遗失了,惟独白广才县长的这两封回信一直伴随我成长、前行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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